最近中共再次提出，选拔年轻干部，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，中国政治风向产生值得观察的新变化。 6月29日，中共最高层的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》，表示要建设一支“适应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、经得起风浪考验，数量充足、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。”

紧随其后的 7月2日，习近平在同共青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谈话时要求，“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”。 7月3日，习近平出席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，各地区各部门要着眼近期需求和长远战略需要，培养选拔一定数量规模的优秀年轻干部；对有培养前途的，要不拘一格大胆使用。习近平着重表示：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关键在党，关键在人，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。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百年大计。”

相比十八大以来，中共用人一度破除了“唯年轻化”倾向，“五湖四海，任人唯贤”成为选人用人的新标准，因此不少濒临退休年龄或已超龄的官员得以继续留用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。在中国党政换届时，王岐山已经年至70岁，按照原来的不成文规定，他应该完全退休；但因王岐山能力突出，仍被启用继续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。 由原来的破除“唯年轻化”到今天再次强调选拔“年轻接班人”，中共用人准则确实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。不过，这种变化并没有内在的矛盾，因为“百年大计，人才为本”。选拔人才既需要破除“唯年轻化”，这样才能才有所用；也需要培养优秀的“年轻接班人”，这是时代向前发展的需要。 当然，这种变化不是回到原来的“唯年轻化”，而是真正培养优秀的年轻干部，为国家发展的千秋基业寻找可靠的“接班人”。那么，中共为什么要在此时做出如此重大的变化？具体分析，这里有两个值得观察的维度。

其一，中国省部级高官中确实出现了老龄化的问题，新生代政治新星没有成长起来，中国政坛似乎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。梳理中国内地31个省级地方的常委班子可以发现，多数官员的年龄都近60岁，70后的新生代官员还比较少见。据统计，截至今年省级政府换届后的2月，只有六位70后的副部级官员，他们是1970年的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，1971年的上海市委秘书长葛宇杰，1970年江西省委秘书长刘捷，1971年的江苏省副省长费高云，1971年的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周亮和 1972年的中央纪委驻中国银监会纪检组长李欣然。 要知道1970年生人今年都已经48岁，而习近平47岁即成为福建省省长，李克强44岁出任河南省省长，赵乐际43岁担任青海省省长，胡春华45岁升任河北省省长……1967年的陆昊5年前是最年轻的省长，现在还是最年轻的部长，几年来年轻干部少有脱颖而出，中国官员好像出现了断层的情况。这是一个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，必须及时解决。中共在此时强调培养优秀的“年轻接班人”，应该是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

其二，经过5年多的严厉反腐和系统党建，中共机体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，习近平是时候培养年轻人来巩固和继续他未竟的事业。必须承认，习近平接手时中国官场的腐败问题非常突出，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腐败解决不好甚至导致“亡党亡国”。所以习近平接班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反腐，必须将腐败之风刹住，净化中国官场的环境，才有进行吐故纳新建设的可能。 5年多来习近平反腐雷厉风行，坚毅果敢，400多位省部级大老虎被清除，数万基层官员被查处，中国的贪腐之风基本上被遏制住。正所谓，不破不立；在打扫完屋子，需要进行制度建设，推动中国的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建设之时，大力选拔政治过硬、干净、老实、优秀的年轻干部，正当其时。并且5年多来，中共党建取得实效，习近平核心地位确立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官方的指导思想；此时选拔年轻干部更有组织保障。

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，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需要多代人不懈的努力。习近平应该很清楚，他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和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，需要“一代接着一代干”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。如习近平所说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。

江山代有才人出，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习近平需要优秀的年轻干部去完成时代赋予的理想，中国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年轻干部推进现代化建设，这应该就是习近平此次培养接班人的真实考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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